为乙肝患者的生存境遇呐喊

艺术家上场，社会学家表态，拥有1.2亿乙肝疾患人口的中国，与 乙肝 有关的事件还远远不会结束，但向好的方向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《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说》，这尊雕像孤零零地摆在北京798艺术新区最东南端的仓库里。雕像上的这个人戴着脚铐、右手攥着一张撕碎的纸，由于艺术家有意识地将人体比例缩小一倍，使雕像看起来是个有亲和力的“小”人物。此外，艺术家还故意将其面部处理得模糊，雕像仿佛正在睁开蒙昧之眼。最令人称奇的是，艺术家大胆地将雕像的腰部缩掉了两个骨节，使其看起来充满来自文明之外的力量。

“他叫周一超。”2005年1月26日，创作者吴晓军指着雕塑说，“我要把这个作品送给他的母亲。”

寻找“周妈妈”

周一超是个刺客。两年前的今天，大学生周一超报考了公务员，他考过了但未接到录用通知，经询问被告知体检不合格：结果显示“小三阳”。

在刺客文化中，刺客和被刺者都已经符号化了，无论是蓄谋良久还是意气用事，都各自能够代表着两个利益集团――个体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刀锋和盾牌。在所有人都愿意与“乙人”(乙肝病毒携带者、乙肝患者群体采取的统称)划清界限时，周一超用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刺向了在他看来代表着“不公”的经办人，造成一死一伤，舆论一时哗然。

一年后，周一超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。很快，有人以《纪念死难者周一超》为题发表文章，将他的死视为“遇难”，将他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视作是1.2亿“乙人”都会遭遇到的“歧视”苦恼，将他的刺杀行为视作反歧视的总爆发。

1.2亿！乙肝疾患将中国人分成两大阵营：一般人和乙人，比例是9：1。“乙人”，这称呼虽然是乙肝疾患者的自嘲，但也能体味出“低人一等”的滋味来。“幽暗国度”――伟大的作品最后都会变成绝对意象，在人们的脑海里浮现并被反复引用。

马丁?路德说：“我有一个梦想，消灭世界所有的不公正，……让所有的人都拥有工作和劳动的权力。”吴晓军在创作札记中写道：“这是多么伟大的梦想，多么善良的谎言！它欺骗了上帝，却感动了世界。公平、公正，这对流言就像许诺周一超的两股赌注，一注丢掉 性 命，另一注似乎逮住了尊严？”

激发吴晓军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是，他在一本新闻杂志上看到了周一超在法庭里接受最后审判的图片，他撕碎了审判书，“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说。”这是周一超面对法庭的最后陈述。

这张侧面拍摄的新闻图片后来成为吴晓军创作的唯一参考模本，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难度，更大的困难是，跟他一起制作的工人提醒他说，“这尊雕像要摆在哪里呢？”

吴晓军困惑了，雕像制成后他搁在工作室里一进门的地方，午后的阳光经常会穿过窗子投影在雕像上，半年来虽然伴随着吴晓军的进进出出，却跟他的思索一样停摆在那里。

直到看到新近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(试行)》的出台，吴晓军兴奋地打来电话说：“周一超的死终于有价值了。”社会学家毛寿龙向本刊表示：“社会的进步加快不应以牺牲个人为基础。”但艺术家显然考虑的角度不一样，吴晓军终于想好了，这个作品应该送给周一超的母亲，为此他拒绝了有博物馆要收藏的邀请，他甚至想好了怎么样安慰“周妈妈”。

但周妈妈在哪里呢？周一超在少年时父亲便去世了，入狱后又央求母亲变卖唯一的房产以补偿自己的“罪过”。周妈妈也许正过着平静而不愿被打扰的生活，“我想通过媒体的力量找到周妈妈。”吴晓军说，“希望看到这个作品时她能感到欣慰。”

制度性伤害及弥补

社会学家能包治百病吗？艺术家关怀了又如何？

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，规则是“预警制”而不是“追罚制”。尽管社会学家忠告社会进步不能以牺牲个人为基础，但对于充满制度性缺憾的现状来说，常常是以牺牲个体为基础的――通过牺牲个体而引起社会的大讨论，从而促进相关部门的警醒，进行制度建设和改善，这是“追罚制”的体现之一。

周一超、孙志刚及民工跳楼事件等等都是如此，这便引申出了一个问题：你不知道下一个受伤的人是谁，在哪里？但这个人肯定存在。尚未发生的事情既是个偶然事件也是个必然事件。

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向本刊表示，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，就必须平衡阶层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，而歧视乙肝疾患者则是对“1/10的国民不公”。他将议论生发到正在发生的铁路春运涨价上：“提价是没有道理的，春运期间服务质量下降了还提价，这简直是敲竹杠。”

制度与观念在互相交锋，当不合理的制度被提出时，它必须面对观念的质疑，曾经有地方政策规定女性报考公务员的体检标准必须是“乳房对称”，很快便在一片“声讨”中悄无声息；而最近北京的两会期间，有政协委员提出北京人口控制对外地人实行“准入制”，也激起了大众的反对。在不好的制度诞生之前或未造成恶劣影响之前进行反击，便成为避免制度性伤害的权宜之计。

不合理的制度成本往往是最低的，“见效”却是最快的，它用“一刀切”的方式而能很快分类实施，而不用考虑到个体生命的感受和生存质量。

弥补不合理制